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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过这样一句飓风野游话:曾三上三下 “名声”不大好

作者:囧哥发布时间:2018-06-12 11:34浏览:

  日语翻译忆邓小平

  该道歉就道歉,该赔偿就赔偿,

  中国才能以全新形象立于世界

  日方可能原来估计,向中方索赔,并达成协议,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不明白,这个具体商务案件怎么会由邓小平亲自出面处理。看到这个结果,日方几个负责人纷纷表示十分满意、非常感谢,并说他们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文、图/周斌

  回忆起来,在小平同志身边、为他当翻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讲话政治性、原则性特别强,说服力、感染力出众,风趣诙谐,风采过人。

  时隔多年,他那口浓郁的四川话,他在日本记者招待会上那句独一无二的开场白“本人邓小平,曾经‘三上三下’,‘名声’不大好”,似乎犹在耳边。

  看《东洋魔女》当同传

  从1956年“八大”起,邓小平同志就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很少出面会见日本客人。因而那一时期我只为他服务过一次,就是陪他看日本纪录片《东洋魔女》 ,当同声传译。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女排勇夺世界冠军。一家日本媒体拍了一部纪录片,详细记录了著名“魔鬼教练”大松博文不断挑战女性的生理、体能极限,通过常人难于想象的训练手段,带出一支在国际比赛中连胜175场的冠军队的历程。

  外办主任廖承志得到此片后,觉得很值得一看。一天晚上,他邀请多位中央领导到中南海小电影厅共同欣赏,并指定我当同声传译。

  记得小平、彭真、贺龙等领导人边看边议论,讲话最多的就是小平同志。他认为,大松固然功成名就,成了一代排球宗师,但他的训练方法过于残忍。

  记得影片中有一段是大松命令一个防守队员在限定时间内连续倒地救球200次。只见他站在两三米外,把几十个排球连珠炮地砸向那个女队员身体两侧。那个女队员起初还能左扑右挡,将球救起,不一会儿,就累得满身大汗,连站都站不起来,再也无力移动身体伸手救球,而只能勉强用双手护着头部不被球击中。这种情况下,大松依然毫不留情地不断把球砸向她的身体和头部,同时大声喊叫“救球!救球!”,并怒骂“没出息的东西,不行你就去死吧!”直到训练计划规定的200次为止。那个队员十分吃力地爬起来,满脸、满身全是汗水和血水,还低着脑袋向大松认错,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小平同志边看边摇头。其他人持不同看法,但他坚持己见,认为刻苦训练是必要、应该的,但总得讲点人道主义,讲点科学精神吧。

  这时,廖主任插话说,总理正在考虑是否把大松请来训练中国女排呢。小平同志说,中国男孩子比女孩子吃得了苦,你可以向总理建议,先请他来训练中国男排吧。大家说着、笑着,离开了小电影厅。

  1965年大松应邀来华训练中国女排,国家体委安排北京、四川、上海、陕西这四支国内强队的约40名运动员一起接受训练。

  期间周恩来总理几次来到现场观看,并询问情况。队员们都说苦是苦了点,但很有收获,就是不习惯这位日本教练常常发脾气,大声骂人,特别是几次用手拍打她们的屁股。后来周总理还专门与大松共进晚餐,委婉地转达了运动员们的这些意见,劝他不要动手打人。

  大松博文来华一个月,把“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理念带到了中国,影响很大。至于小平同志建议的先请他训练中国男队,因他表示自己不会训练男排而作罢。

邓小平会见日本人士。翻译为周斌。

邓小平会见日本人士。翻译为周斌。

  日本学者谴责“批邓”

  1976年初,复出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国掀起了一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

  那个时期,我在中国驻日本使馆工作。一天,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希望马上面见陈楚大使,当面表明他坚决反对中国各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正立场,并请陈如实向中国政府报告这件事。

  井上教授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十分友好,曾多次来华参观、讲学。他的一大突出贡献,就是不怕威胁、顶住压力,1972年公开发表长篇专著,以大量详实资料,论证钓鱼岛并不属于日本,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个人也曾有幸多次为他访华、讲学当过翻译。

  尽管如此,我仍觉得这次要谈的问题非同小可,便推说陈大使最近很忙,实难抽出时间,容一两天再作答复。陈大使为此也反复考虑了许久,觉得此时确实不便见他,就让我先与他接触一下再说。我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见面前,陈大使一再嘱咐我,多听少说,对重大原则问题不要轻易表态,更不要与他争论,可以根据国内指示精神,视情况简明扼要地讲述一下中国这场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井上教授一到使馆,不容我开口就激动地表示,几天前从日本电视新闻中看到中国各地“批邓”的相关报道,气得他当时就关掉了电视。接着,他从两个方面,详细说明了他的立场、观点:

  第一,你们中国人口口声声都说热爱周总理,而事实上邓小平几年前得以复出,正是在周总理的强力推荐下实现的。嘴里喊着热爱周总理、怀念周总理,行动上却不站出来维护邓、支持邓,实在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第二,你们许多中国人都承认,这几年邓小平在异常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推行的“清理、整顿”政策成效很大,各方面形势比前几年好得多了。然而你们却不仅不念他的功劳,还要给他扣上“右倾翻案”的大帽子,把他再次打翻在地。这样做,你们中国人常讲的“天地良心”到哪里去了?何况这件事情,要比讲不讲良心重要千万倍。

  面对井上教授这番言辞,尽管我内心深处非常敬佩、完全赞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只能言不由衷、有气无力地讲了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所谓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结果是不欢而散。陈大使后来也没有再见他。

  会见日媒评论员

  小平同志再次复出时,我已调回国内,被安排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因而多次有机会为他当翻译。其中有两次印象很深,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1979年,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各主要媒体主管社论、评论的负责人组成的访华团。新闻司原先打算请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他们,但客人们强烈要求见邓,当面向他请教日本民众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小平同志虽然很忙,但知道日本客人的上述愿望后,同意出面会见。

  当天双方交谈的内容几乎全部集中在应该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的是非功过和毛泽东思想上。